第一卷

七 戰前

第一卷 七 戰前

1 樹狀

我們沒有放棄追查,但遲遲沒有成果,依然對吉兼家一無所知;或者該說連調查的方法都找不到。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詢問當地各家寺廟的檀家中有沒有吉兼家(不過對方很可能不告訴我們。)或是確認墓碑;同時也繼續尋找離開當地的人,以及住在工廠附近的人。

我們逐一嘗試各種尋覓到的人脈,不過這些人脈也將用盡。

「做到這種程度,居然什么事情都沒發生。」

某天,久保小姐說著,然后嘆口氣。

我們在尋找存在過去的「什么」,因此注意到的盡是家里出狀況的居民;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感受不到任何怪異。四〇一號房的西條太太平安無事地生活,四〇三號房的邊見太太也是如此。公認房客都住不久的二〇三號房,也在二〇〇二年秋天住進新房客,現在也還居住在里面。

新房客是和樂融融的四人家庭,包含一對年輕夫妻和兩個年紀尚小的孩子。太太也加入年輕媽媽的團體,和大家相處融洽。繼在久保小姐之后入住的房客,現在也還住在那間套房。

岡谷社區也是同樣狀況。

搬入黑石家的第八任房客快住到第四年了,也沒碰上異狀。我們也竭盡所能追查在公寓和社區興建前、住在當地的居民消息,不過沒任何一人在搬走后卷入任何意外或案件。

就算沾染上穢,也不一定會出事。久保小姐也過得很平安。

沒有可供追查的線索,我們也無事可做,而這種狀況持續一段時間后,我漸漸快淡忘這件事,直到平山先生在這年的十月底來了聯絡,我才想起來。

「那件事情后來怎么樣了?」平山先生問我。

我告訴他,因為沒有任何新線索,所以束手無策。

他告訴我,他找到一張很令他在意的照片。

「你聽過私宅監置嗎?」

聽到出乎意料的名詞,我楞住了。

是將精神病患者關在家中的私宅監置嗎?——也就是所謂的「座敷牢」。

我知道從明治時期到終戰結束的期間曾經存在這種制度。獲得地方自治體許可的責任者,可以將精神病患者監禁在合乎規定的監置室(俗稱的座敷牢)。

小論什么時代,社會上都存在精神障礙患者。

明治時期前,這樣的患者被稱為「癲狂」,如果對周圍造成威脅或障礙,便用監禁、拘禁的方式與社會隔離,并用民俗療法或祈禱加持來對應。

一九〇〇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法令終于出現。

這年成立的「精神病者監護法」明令患者是弱者,須加以保護。若要將患者監置在私宅或醫院,須附上醫師診斷證明,并經由警察署獲得地方長官的許可;如果沒有醫師的診斷與官方的認可,家族或社會不可擅自隔離患者。

然而,這條法律并不是設置在醫療的相關規定之中,因為收容患者的醫院數量遠遠不夠,導致這條法律反而成了可將患者監置在私宅的正當理由。政府憂心這個狀況,在一九一九年制定「精神病院法」,道府縣均須設立精神病院,可是各地方政府卻遲遲未能徹底執行這條規定,因此直到一九五〇年的「精神衛生法」出現前,私宅監置成了社會上的常態。

「對對,就是那個——我手邊有一份大正時代的全國私宅監置的調查報告。其中有張照片引起我的注意。」

平山先生說的報告在大正時代發行,當時對調查人家的患者名字和住址都做了處理。不過,作為這份調查報告撰寫基礎的調查論文也一并留下來,上頭清楚羅列出患者的真實姓名。

「其中也出現吉兼家的資料。從住址來看,可能就是你們在找的吉兼家。」

平山先生告訴我,報告中提到的吉兼家監禁了三男——友三郎,資料也附上從監置室露出臉來的患者——友三郎的照片。

他將吉兼家的相關資料寄給我,我認為可以從住址確定這正是我們在找的吉兼家。吉兼友三郎在明治三十八年——也就是一九〇五年發病,他那時十五歲。

他因為毆打家人、企圖縱火而被限制行動。他說自己聽見「訴說怨恨的聲音」,那道聲音命令他去縱火、殺人。

友三郎不斷出現暴力行為,家人在隔年獲得了監置許可。

這份資料是關于私宅監置的調查論文,所以只簡單記載了友三郎的病狀;另一方面,相當詳盡地記下監置友三郎的監置室和監置狀態。

友三郎的監置室位在母屋的角落。

吉兼家將室內空間用木制方格柵欄隔開,切割出一半空間。柵欄則按照一般作法,用相當粗的正方形木制成,相當牢固;出入門則以很粗的門閂鎖住。柵欄上有一處設置著比人頭還小一圈的小窗戶,應該是用來遞送三餐的。

柵欄內的空間鋪上兩塊榻榻米,還有一塊鋪上木頭地板,大約一疊半大小。另外,木鎖地板的尾端挖了起來,設置成廁所,地板下則埋了用來裝排泄物的瓶子。一般來講,這種設施單純挖個洞就好(也有很多木頭便桶的例子),不過這間監置室使用的是大小一般的陶瓶,所以人其實可以穿越瓶子旁邊的空間逃出去,友三郎便這樣做過。因此,他的家人便在監置室的地板下裝設墻壁,封閉起來。墻上有個用來進出其中,清理排泄物的堅固門扉,同時也設了一個換氣口。

換氣口很小,還有三根木頭橫跨其中,導致地下很暗,通風也很差——即使如此,論文上還是記載著友三郎「性好于地底下徘徊」。

論文也提到友三郎營養狀況「極佳」,家人給予的待遇「普通」,而綜合監置室和患者的待遇,吉兼家被分類為「普通」。

論文作者也附上監置室和吉兼家住處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讓我心情沉重。那是一張從柵欄中露出一部分臉孔的男人照片。友三郎有著意志堅定的下顎和線條秀麗的額頭,他面無表情地望著拍攝者。

從資料來看,友三郎似乎出現幻聽。「訴說怨恨的聲音」命令友三郎縱火與毆打家人。

遺憾的是,這是僅有的吉兼家資料,我們還是不知道吉兼一家究竟是怎么樣的家族。資料中也沒記載友三郎家人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他應該是襲擊了家人,不過可能沒出現任何死亡事件。也不知道友三郎此后又是什么狀況。不過——

縱火與暴力。

這不是和川原和秀的例子存在相關之處嗎?

還有,友三郎「性好于地底下徘徊」——政春家就曾經存在著「什么」,而那個「什么」會在地底下徘徊,低語不祥的話語。

在政春家的「什么」,該不會就是友三郎吧?

2 聲音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我們獲知一戶住過大雜院的人家消息。

過去接受過我們訪問的辻女士,想起一名和自己妹妹很要好的同學住過大雜院。但那一戶姓方保田的人家住大雜院拆除時就搬走了,后來死在新的住處。

「我妹妹說,她聽說那戶人家因為火災去世了。」

辻女士這樣告訴我們,令過我們查了報紙,發現那不是單純的火災。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起火災發生,起火點在方保田家,緊鄰的四棟民宅也被卷入火災,所有住宅都被燒得精光。警方從燒毀的住宅中發現方保田夫妻和五個孩子的遺體,而且一家七口都被鈍器毆打過頭部。

火災發生之際,方保田家的十八歲長男在火場周圍徘徊,警方因此留置長男加以調查。結果,長男自白自己毆打且殺害家人后縱火燒屋。接下來,他接受精神鑒定,受診為「強度精神分裂」,獲不起訴處分。

長男出現嚴重的幻聽,他說地下傳來「燒光他們、殺了他們。」的聲音,命令他這么做。此外,聲音的主人纏著長男不放。夜晚入睡時,聲音會在長男的正下方不斷低語

「殺了他們」或一整晚接連不斷訴說著怨恨。

—果然出來了。我這么覺得。

徘徊在地板下的某人,低聲說著怨恨的話語,最終導致整戶人家被殺害。

我不禁懷疑這起事件和岡谷社區中飯田家自殺事件一樣,出自同一根源。

政春家只聽見了聲音,沒發生任何不幸的案件;不過聲音應該也會出現在川原家才對。

我這么一說,久保小姐回答:

「說不定不只如此。」

因為調查一直沒有顯著進展,久保小姐改為整理到目前為止收集到的資料。她在之

前就錄下所有訪談,并將重點寫成備忘給我,她最近又重新將訪問內容打成逐字稿。

「一開始調查時,訪問對象提到小井戶家和根本家,我很在意一段內容。」

小井戶家是曾經存在岡谷公寓用地的垃圾屋,根本家則是臨接小井戶家北邊的房子。

「訪問中提到,小井戶先生連地板下都塞滿了垃圾,我想他會不會是想阻擋出現在地底下的什么東西吧?」

小井戶先生特地將地面開了洞,連地板下方都塞滿垃圾,這種狀況在其他垃圾屋中的確很罕見。而且經過久保小姐這樣一說,他說不定真的是害怕地下的空隙。為了不讓任何人到地板下方四處爬行,他拿不用的東西塞滿地下。如此一想,他的作法就不是什么奇怪的行為。

「還有一個人,就是根本家的奶奶。」久保小姐說,「訪問中也提到根本家的奶奶癡呆了,地板下根本沒貓,她卻說自己在養貓。」

根本夫人會將餌丟到地板下,有時還會趴在檐廊旁邊,對著地板下方說話。

「根本奶奶真的在跟貓說話嗎?」

——那是友三郎嗎?

我想像著,全身有點發冷。

趴在冷冰冰檐廊邊的芝太人,以及從地板下傳來的聲音。那道聲音細語著「大家都去死」、「去死」的不祥話語,老太太則傾聽著這些話,有時還會專注和聲音交談,她到底和「訴說怨恨的聲音」說了些什么?

之后,除夕夜,發生了一件事。

這日還沒過去,工作室的電話響了。我看熒幕上顯示「公共電話」。

我平常不接這種電話,都會等它自動轉成答錄機好確認來電者的身份;不過那天我接了。我當下一看到「公共電話」就想到應該是某人,因為她每年都會和先生一起到八坂神社作新年參拜。我其實也想不透當時為何如此推測,可是確實立刻就認為是她從外面打給我的。

然而,話筒另一端的聲音不是她。

「對不起……請問現在幾點了?」

我愣住了。

那是年輕男性的聲音,大概十幾歲到二十五歲左右。我太過驚訝,完全無法回答他。于是他又問了一次。

「現在幾點了?」

我不自覺回答他,馬上就要十二點了。

謝謝,他小聲低語后,掛了電話,而我還是愣愣地握著話筒。

這是怎么回事?打錯電話嗎?——不可能。惡作劇電話?可是,這種惡作劇到底有什么意義?

還是他真的想知道現在幾點?但若真是如此,與其打電話給陌生人,不如打給報時臺還比較準確,不是嗎?

如果是打錯電話,我也不會在意;如果是惡作劇電話,忍耐著不舒服一下就過去了,但像這種不知為何打來的電話,反而令人在意,余味復雜。

我抱著像被狐貍騙了的心情放下話筒,心想這世上真的有很多怪事。

隔天晚上的十二點前,電話又響了。這種時間來電的人不少,我打算接起來,但我在拿起話筒前確認來電號碼,是「公共電話」。

不可能吧,我心想,不可能有這種事情吧。

我應該是想確認真的不會有這種事才拿起電話,另一端立刻傳來年輕男性的聲音:

「……現在幾點了?」

我一瞬間思索著如何應對。

不發一語地掛掉電話嗎?還是質問對方的身分或意圖?然而人只要一焦慮,就會變成這樣,我就是個例子,我近乎自動回答,「馬上就要十二點了。」

我回答的當下就在想,我不該說這個,要說別的。你是誰?為什么打電話來?但在我出聲說出,「那個……」之前,電話另一頭的人已經小聲說句,「謝謝……」然后掛斷電話。

隔天,電話又來了。幾乎是相同的時間點,顯示是「公共電話」。我沒有接起來,當電話轉接到答錄機時,對方便不發一語掛斷電話。

這個無法解釋的來電大約持續了一星期。

「好不舒服哦。」久保小姐問我,「你沒事吧?」

事情沒有嚴重到需要特別擔心。雖然不知道對方的真面目,但也不是會造成實質危害的事情。

那就好,久保小姐說完后又吞吞吐吐地說:

「不知道為什么,我想起黑石太太的事情。」

黑石太太是從岡谷社區搬出去的住戶。

「黑石太太不是也說過嗎?說她接到惡作劇電話。」

有這回事嗎?可是打到我家的電話,應該也不算惡作劇電話。

我雖然這么回答,但瞬間涌起討厭的感受。

「說得也是……不過我有點在意是年輕男人的聲音。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應該是吧,我回答,卻有如鰻在喉之感。

黑石太太確實為了惡作劇電話而陷入不安。我記得她是說「沒什么大不了。」不,假如這種怪電話,應該不會說「沒什么大不了」。

黑石太太說的是「年輕男人」嗎?

我記得,她說騎自行車撞倒她的人似乎是年輕的男人。

……思考到這種程度,我便坐立難安起來。

沒錯,黑石太太不是一直很警戒「年輕男人」嗎?被自行車撞到雖然不是嚴重的意外,但因為對方是「年輕男人」,所以她將這點和惡作劇電話連結起來,認為對方帶有惡意。

黑石太太之所以不安,是因為隨機殺人、少年犯罪等的事件,而她搬家前后的期間正是社會上對于少年犯罪提高警戒心的時期。然而,真正將少年犯罪當成重大問題的時間點是在她搬走之后的二〇〇〇年。若要將這點當成黑石太太不安的理由,兩者的時間點上存有差異。

惡作劇電話的聲音是「年輕男人」?所以她才特別提防少年犯罪嗎?

打來問我時間的電話也是年輕男人的聲音……

我實在太在意了,所以聯絡了黑石太太。

以前聽您提過接到惡作劇電話,請問那是年輕男人的聲音嗎?

「是的。」黑石太太回答我。

雖然她覺得聲音有點老氣,不過接到電話的第一印象是十幾歲的少年。

她毫無戒心地接起電話,而對方唐突詢問。

「現在一個人嗎?」她一下子不知道對方問什么,好一會都沒有回答,而對方像在等她答案似沉默以對。接著,黑石太太的警戒心升起,「不是。」少年聽她這么回答,口中念念有詞著什么,掛上電話。

「——他的口氣也沒有恐嚇、威脅的意思,我覺得好像是為了察看什么。」

黑石太太事后也接很多次這種電話,雖然不是每天,但電話在某段期間來得非常頻繁。大部分都是不發一語掛掉,有時也會說些,「家里有滅火器嗎?」、「在看……電視嗎?」等等意義不明的內容。

「要說沒什么,的確是沒什么。但被問說有沒有滅火器,就讓我覺得難道會被縱火;電視也是。我那時其實沒怎么在看電視,但掛斷電話后就急忙開了電視。我覺得電視可能在報導什么可怕的案件。」

說得也是,我這么回答。說起來,這些也談不上是威脅、恐嚇,可是卻讓我們想追究對方的意圖而陷入不安的自我質問。和黑石太太相比,打到我家的電話可說完全無法得知對方的意圖。

那晚,我始終有一股說不定會再接到電話的預感,不過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再接到那樣的電話。

3 扭曲

我們無論如何部想知道吉兼家的消息。四處調查后,終于找到曾經是吉兼家檀家的菩提寺(注27)。

二〇〇八春天,岡谷公寓附近的學弟幫我們找到了菩提寺。

學弟每逢假日便耐心地四處尋訪當地歷史悠久的寺院,確認墓碑上的名字。然后,他發現一塊墓碑上寫著「吉兼家」。那座寺院里還有其他數個同樣寫著「吉兼」的墓碑,因此吉兼一族很可能是這間寺院的檀家。

幸運的是,擔任住持的國谷先生和以前接受過采訪的林先生是同學,也是好友。因此在林先生的安排下,他很親切地接受了采訪。

國谷先生首先告訴我們的是,吉兼家已經不在當地了,他也不知道吉兼家后來去了哪里。最后見到吉兼家成員的人是前一代的住持,已經去世了。有位名叫吉兼初的女性在一九四五年,請前一代住持進行最后一次的法事。

那是昭和二十年——終戰那年的深秋。當時是吉兼初父親的第十七年忌,但吉兼初本人后來已經離開當地,也不知道去向。

這位迎接第十七年己i的父親,恐怕是成為問題的吉兼家的親戚,我推測可能是友三郎的大伯父,而在名為吉兼初的女性出現在寺里后,吉兼家的消息便斷絕了。他們完全沒有繳納護寺會和墓地管理費,國谷先生實際上對于該如何處理吉兼家的墓地也很困擾。

一般說來,要在寺院里擁有墓地,須是寺院的檀家才行。換句話說,就是只有檀家才能在自家隸屬的寺院中擁有墓地。

所謂的「檀家」和信徒不同,負有和其他檀家合作守護寺院的義務;守護寺院也就等于守護自家的墓地。

現在很多人將寺院的墓地和公園墓地混在一起,產生了很多誤解。設置墓地時,繳納的永久使用費指的是取得在寺院中設置墓地的費用,并不是只要付了永久使用費就可以將墓地永遠設置在寺院中。

讓包含墓地在內的寺院能夠持續運作的費運(護寺會費)以及清掃墓地以及維持管理的費用(墓地管理費),都是檀家須負擔的。除此之外,為工讓寺院持續下去,所有檀家都必須出錢出力,因為寺院本來就是這樣的設施。

因此若不繳納護寺會費等費用,就會失去檀家的資格。墓地也會被視為無緣墓,寺方會取出遺骨,將其移到無緣供養塔之類的地點和其他的無緣佛一起祭祀。過去檀家消失的原因,只限無人繼承或連有血緣關系的親戚都沒有的墓地,因此才會稱為「無緣墓」。

然而近年來因為核心家庭增加和居住流動率攀升,就算有繼承者也可能會出現接近無緣的狀態。另一方面,因為核心家庭的影響,墓地空間也不足。即便是檀家想在寺院設置墓地,也沒有空間可以設置。因此,縱使寺院想將接近無緣狀態的墓當成無緣墓遷葬,也須處理非常繁雜的手續。

要將墓地當成無緣墓處理,首先要在政府公報刊登這個消息。

一般說來,光是政府公報還不夠,也須在報紙之類的媒體刊登廣告。明示死者的籍貫和本名,呼吁擁有墓地權利的所有人出面,若是不出面,那么這個墓地便會成為無緣墓。同時也得在墓地上豎起同樣內容的立牌,若是經過一年都無人出面,就向自治體酋長提出公報、立牌的照片等必要文件,由其認定為無緣墓,寺方才能以無緣墓加以改葬。

這些手續真的非常麻煩也很花錢,尤其光是在各大報刊登廣告便是莫大費用。更重要的是,站在寺院的立場,自然不愿意隨便處理檀家的事。

檀家很可能根本沒注意到公報或是報紙的廣告,僅僅因為工作或家庭的關系而很久沒去掃墓,結果一去卻發現最重要的墓地消失了——這是寺方極力想要避免的狀況。因此,寺方也還守著很多無緣狀態的墓地。吉兼家一族的墓地也是如此。

「最后的供養距今有六十年以上了,大概親屬也都不在了,可是也不能就這么認定……」

問題主角的吉兼家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時已經沒有任何相關記錄。寺方保存的死者名冊里并沒有友三郎的記載。根據墓志,最后留下來的名字是一名叫三喜的女性,她似乎是友三郎的繼母。友三郎的生母在生下他后就死亡了。

吉兼家死者名冊的最后一筆記錄是三喜的一周年法事,因為沒有友三郎生父和兄弟的記載,吉兼家可能在三喜的一周年法事結束后,就離開當地。在那之后,還有另外兩戶吉兼家也是隸屬國分先生當住持的寺院。其中一家的記錄在戰前斷絕了,另外一家則在吉兼初父親的十七年忌結束后失去記錄。

「可是,有個很奇怪的記載。」國谷先生指著影本。

吉兼家最后的死者是「三喜」,她是戶主吉兼康葬的「妻」。她死亡的前一年有「一副婦人圖」的記載。

在一連串的死者名字當中,突然出現了異物。

這是什么呢?久保小姐問。

「我想應該是將畫寄放在寺里供養的意思。對了,上代住持說過,我們寺里放了幽靈畫。我沒問他是誰寄放的,恐怕就是這一副了。」

「是幽靈的畫像嗎?」

「不,好像是普通女性的畫像,只是聽說她的臉有時會扭曲。上代住持說是漂亮的貴族女性畫像,我想應該是梳了發髻、打扮華麗的女性畫像,或是歷史悠久的宮中女官的畫像。既然寫了『一副』,應該是掛軸。」

據說畫上美麗女性的臉孔會丑陋地扭曲。

國谷先生說:

「不知道只要扭曲就會發生不幸,還是收下那副畫像后,家中就不斷發生不幸。總之吉兼家希望能夠供養那幅畫像,所以將它寄放在我們這里。但那副畫像因為戰爭燒毀了。戰爭的時候,傳聞這一帶也是空襲目標,處境很危險,所以上代住持將重要的物品放到借來的倉庫,結果那邊反而遭到空襲,燒掉了。本來也計劃做完死者名冊的復本后,將正本也放到倉庫,但因為是完成復本才送過去,因此雖然不知道留下來的是正本還是復本,總之是資料留了下來。不過寄放的畫像之類的物品就全燒毀了。」

國谷先生又說:

「我想大概是上上代住持收下那副畫像的。上上代住持習慣將檀家之間發生的事情寫成備忘錄,如果找得到畫,應該會有更詳細的記錄。雖然會花點時間,不過我還是找一下吧。」

他和久保小姐做了這個約定。

我們已經做好要等上很長一段時間的準備,不過兩周后接到國谷先生找到備忘錄的聯絡。只是住持留下的備忘錄筆跡實在太龍飛鳳舞,我和久保小姐都看不懂。根據國谷先生為我們解說的內容,吉兼家的這副畫像是三喜的嫁妝。

那似乎是副女性坐在樹下的畫像,她坐在樹根的位置,看著頭上的樹枝。這副畫像代代流傳在三喜的娘家,據說是一副「會招來不幸」的畫像。

為什么要把這么不吉利的東西當成嫁妝帶去夫家?著實難以理解。可能是帶去的新娘和讓女兒帶這副畫像的娘家都不相信這回事,或者是,即使如此也要帶去。然而,或許是那副畫像的關系,三喜嫁進去后,吉兼家就開始一連串的不幸。

長男因為生病死去,三喜自己也連續生下兩個一出生就死亡的孩子;三男則有「得病」的記載,友三郎可能是從這個時期發病;三喜好不容易平安無事地生下第三個孩子,但這個孩子一歲多就死亡了。因此,吉兼家將這副畫送到寺里,希望寺方代為供養。可是,三喜卻在隔年二十四歲的時候,年紀輕輕就死去了。

寺方每到超渡法會,就會將因為某種原因寄放在寺里的供養品從倉庫里拿出來,和超渡對象的無緣佛一起供養。

就在這個法會上,住持目擊到極為異常的狀況。

那副畫像和其他的供養品在法會前一天就拿到本堂里掛了起來。到了晚上,住持為了確認門窗和火源有無關上和熄滅而前往本堂,途中,他聽到不知從何處吹來、令人非常不舒服的風聲。他訝異地往外一看,室外根本沒有風。然而遙遠的某處響起了「猶如旋風一般接近」的聲音。

他不解地走進本堂,聽到雖然微弱卻是一大群人的呻吟。住持點亮手上的蠟燭,漆黑巨大的空間中出現了光明。本堂里到處躺著黑色人影,痛苦地扭動身軀,甚至還有人像是求救般伸出手。住持驚訝地倒抽一口氣,轉眼之間那些人影消失了,融進了原本的黑暗之中,但住持認為自己沒有看錯。

風聲雖然持續著,卻漸漸遠去了。

這時放在本堂里的物品全都是有些狀況的,住持為了確認是哪一件物品造成方才的異狀,一件一件地仔細檢視。結果,他發現那副女性畫像上的臉孔出現了變化。原本是美麗的妙齡女子,這時卻臉孔扭曲,浮現邪惡的笑容。

他驚訝地「啊」了一聲時,風聲消失了。畫上的臉孔還是扭曲著。住持朝著畫像雙手合十,在本堂停留一段時間。隔天早上,畫像已經恢復原狀,住持前一晚離開本堂時,畫中女子仍舊保持笑容。

吉兼三喜在那件事發生不到半個月后就死了,住持認為那抹笑容預言了不幸。他理解到那副畫像業障甚深,之后就常將它掛在本堂的角落,朝夕供養。

然而在那之后,畫中女子還笑過一次。

當時吉兼家已經下落不明,住持認為他們有可能發生什么事情。住持在昭和三年六月寫下記錄,前天晚上女子畫像又笑了,雖然不知道吉兼家現下在何處,又何以維生,但恐怕又發生了什么事。

「三喜的娘家據說在她去世之后也落到悲慘的下場。不過,他并沒有寫是什么樣悲慘的下場。」

根據寺里的記錄,三喜娘家姓奧山,位在福岡。

三喜的遺骨在一周年祭結束后就被送回娘家。吉兼家雖然告訴寺方這是三喜的遺言,不過可能和吉兼家當家在一周年祭過后就立刻續弦一事有關。也就是說,雖然當地有三喜的墓地,不過三喜本身已經不在當地了。

三喜的遺骨送回了福岡,但國谷先生也不知道這里指的是福岡縣還是福岡市。光用「福岡」這個地名很難找出特定的場所,要用它來找出奧山家的所在地也是困難重重。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怪異的起源并不是吉兼家。

友三郎聽見的「訴說怨恨的聲音」,后來應該傳給了方保田家、政春家和飯田家。這么說來,吉兼家是被感染的一方,并非最早的污染源。這個污染的媒介是家傳的畫像,還是三喜?

但總歸一句,震源是「福岡」的奧山家。

「問題是『福岡』在哪里,對吧?」

久保小姐在告別國谷先生的寺院路上,這么說。

「三喜回到娘家的時候,福岡市是叫博多嗎?」

我想是叫福岡。

現在的福岡市過去被稱為博多。在一六〇〇年的關原合戰之后,黑田如水、長政父子入國,以出身地的諧音建造「福岡」城。當時以流過市中心的那珂川分為東西兩邊,各稱博多和福岡。到一八七一年,福岡藩因為廢藩置縣政策的關系,改稱福岡縣。之后市政施行時發生了糾紛,最后成為福岡市。

如果是福岡市,范圍還有限;若是福岡縣,或是隨意指涉過去的福岡藩而使用「福岡」二字,范圍就會大到難以想像。

我希望至少是指福岡市,若非如此,根本就無從找起。

我抱著溺水的人即使是一根稻草也好的心情,詢問平山先生是否知道些什么。

「臉孔扭曲的畫像嗎?我似乎聽過這回事。」

平山先生說:

「你可以問問看福澤先生。我想阿徹一定比我更清楚,我可能就是從他那里聽來的。」

福澤先生指的是住在福岡縣的名作家,福澤徹三先生。

福澤先生是非常優秀的幻想小說、黑色小說的創作者,同時也是怪談實錄收集家。他所收集的怪談大多都是九州來的——特別是以北九州為主。

我雖然讀過福澤先生的作品,但素未蒙面。我很不好意思地拜托平山先生代為介紹,于是和福澤先生取得聯絡。我向他說明到目前為止的前因后果——我們最后找到的是吉兼三喜,她的娘家是福岡的奧山家,而她當成嫁妝帶到夫家的畫像出現一連串怪談。

「那是一副貴族女性的畫像……」

我才說到這里,福澤先生立刻回答:

「臉孔扭曲的畫像,是吧?那是奧山家的畫。」

「您知道嗎?」

「那在北九州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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